迷茫的程序员和中国软件业

　　［编者按：］软件世界记者刘兴波的文章《质疑中国软件业“高薪制”》 引发了一场关于程序员薪水的大讨论，支持者大多是管理人员和非IT从业人员，但却引起了程序员们的愤怒，专业论坛上反对者日众，但大多数是出于愤怒，以理智的分析，可靠的数据反驳者少，但其中也不乏妙文，本文是属其中的佼佼者，可以看出作者在写文章之前收集了充分的资料，我没有删除文章中有点过激的语言，因为这正好反映了程序员对该文对他们的伤害的反映。

　　编者认为软件业与其他产业最大的不同是软件的核心是人，但我们的软件业正在流失优秀的软件人才，不少正在当最初的激情消失后，程序员们发现他们处在一种尴尬的地位，没有前途和没有钱途，于是优秀的程序员在逃出，优秀的人才不再选择这个行业，现在已经有不少优秀的毕业生宁愿选择政府部门和金融部门而不是进入软件业。如果这样持续下去不久我们又会发现象其他行业缺少技术工人软件业缺少程序员这样尴尬的事情了。

　　前言：我感觉现在爆炒软件蓝领的风潮会毁了软件业。我五一收集了资料，又花了这个周末写了这篇文章，我想把它发到国内的一般报纸上去。专业报刊肯定发不了。

　　2001年对于IT行业进入寒冬，中国的程序员们先打起了喷嚏。

　　2001年年关，《软件世界》记者刘兴波关于程序员薪水问题的文章《质疑中国软件业“高薪制“》及后续文章引发轩然波涛。在报刊、杂志上，职能部门和I T界的管理人员大都持肯定态度。加上先前人们以玄奘取经般姿态前往印度考察得出的要培养软件蓝领的舆论报道。于是乎，对程序员进行职能分化、薪水分化（大多数向蓝领靠拢，降薪）、用政策引导教育系统培养软件蓝领、在两年赶超印度等舆论报道纷呈出笼。好像中国软件业打翻身仗的根本在于所谓的“软件蓝领”。但在网络上，以程序员为主的论坛里则对其大加伐挞，近乎血雨腥风。关于软件业的发展以及程序员的发展前景的大批文章在网上广为传播，以至有网路拥塞之谓。这场关于程序员薪水和软件蓝领的争论让不少程序员对其职业取向和发展前景都产生了动摇。

　　笔者也是一名程序员，出于对软件行业的看好和对程序设计的偏好。投身于软件行业，作了名程序员。但现在，却因现实和梦想的巨大反差、中国软件业和自身前景的迷离颇感彷徨和痛苦。一个行业的发展固然有起自身的规律，但在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发展却更多地依赖于舆论、政策等诸多社会因素。社会因素的作用会在行业的发展中成倍的反馈出来。没有社会的大环境，软件业的发展也无从谈起。但不征集大多数从业人员的意见，而由舆论界和相关部门闭门造车地制定政策，实难言好。毕竟软件业最终还是要靠程序员来发展。程序员的迷离最终会是软件业的迷离，程序员的痛苦最终会是软件业的痛苦。

　　朝阳初升的软件业

　　软件业在计算机发展初期是严重依附于硬件，虽然重要，但并为成为产业。直到上世界六十年代产生的软件危机催生了软件工程，才作为一个产业得以迅猛发展。2000年，美国政府将仅次于汽车和电子工业的软件产业从服务业列入制造业，其为美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充当了排头兵。尽管软件业已有四十多年历史，其仍然是一个朝阳产业。随着社会信息化的发展趋势，随着各种生产、消费设备的电子化、数字化趋势，因其在事务处理中与在功能上逻辑等价的硬件相比有成本底、易实现、易扩展的优点，软件业会得到更广泛的应用。软件业的重要性也为人之共识。相对于信息产业中的I C业，软件业对技术积累和资金支持的要求要低一些（印度可为佐证，其信息产业的硬件基础和资金均逊于中国，但其软件业成为全球第二）。故中国这种人均资源匮乏，但人力资源相对低廉丰富的国家发展软件业实乃上上之选。对于中国而言，发展软件业已不单单是一个行业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可由此提升中国传统行业的生产、运作水平（笔者曾闻：老外有时卖到中国的设备在硬件上与十多年前并无大不同，仅是更新了软件系统，就又当新设备卖过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要想让地球的重心由西向东移，软件业是最佳支点。这恐怕也是印度这个人均GDP300多美元的国家把IT牛皮地解为India’s Tomorrow的原因吧。

　　全球的软件业按开发模式和主要地区（软件业由于产业群落影响和优惠政策吸引，极为集中）可分为：技术领导、产业支撑型——美国，软件本地化型——爱尔兰，外包服务型——印度，嵌入式开发型——日本、西欧。美国在系统软件、服务支撑软件、开发工具等核心领域了占据了8 0%以上的市场，引领着软件业的方向。爱尔兰则把自己当作美国软件的欧化基地，为欧洲提高20多个欧化版本。日本的嵌入式开发则是应其消费类产品的数字化、娱乐化趋势和通讯设备生产而生。西欧以瑞典、芬兰、德国为代表在生产设备、高精仪器、通讯和搏彩游戏机等应用上进行嵌入式开发（那种更新了软件系统，就又当新设备卖过来的生产设备、高精仪器多从此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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